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念中学的时候，几乎没有认真听过几节“正统”的语文课。我看重的是个人的审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和个人的尊严——文学理应承担赋予人类这一切美德的任务。尽管我们的语文教育是那样的糟糕，但我幸运地遇到了几位伯乐式的语文老师，他们发现了我的天赋，并决定对我“网开一面”——特许我上课时阅读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甚至还借了许多书籍给我阅读。八十年代那些思想解放运动中凸现出来的著作，几乎都是在中学时代接触的。而我的语言感觉和思想能力，正是在长期的“随便翻翻”中形成的，跟那套老掉牙的教育部“统编”语文课本毫无关系。语文课堂上的语法分析、划分段落、概括中心思想，在我看来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进入了“作家”的行列，在诸多中学阅读教材和补充读物中也出现了我的文字。有一次，在一本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上，我偶然发现自己的一篇文章被选用来作为“现代文阅读材料”。一开始，我还感到十分荣幸，后来发现文章后面出了十道“阅读题”：诸如划出原文中的一句话来，询问“作者的本意是什么”，下面列有四个备选的答案。我尝试着做了一遍，题目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我写文章的时候也没有消耗这么多的智力和精神。好容易答完了题目，我再对照后面的标准答案，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结果十道题全部都做错了！看来，那位出题的语文老师比作为作者的我更了解“作者的本意”！

    这就是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乏味的课文、割裂的教学方法、强迫性的死记硬背……使得大部分中学生将语文课看作是最可怕的课程。同时，语文课本中还传播着若干错误的信息和观念，诸如太空中能看见长城、大英博物馆中留下了马克思的脚印等等。假话和谎言充斥着语文课本。因此，很少有学生热爱语文课的，除非他也跟我一样幸运，遇到了有慧眼的语文老师。然而，即使在这种老师教得苦不堪言、学生学得叫苦连天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人拼命地“捍卫”中学语文教学的旧有模式。如果说某些已经习惯旧有教育方式的老师和圈内人士的“保守”还有值得理解之处，那么另一些人士对变革的恐惧就让人感到莫名惊诧了——在复旦大学开过文学课的女作家王安忆，就是这群“无名的恐惧者”之一。王安忆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访谈中说，应试教育是一种通才教育，它没有培养一个作家的义务。她对韩寒这样脱颖而出的少年作家不以为然，“现在的新概念作文完全否定学校的语文教育。在这同时，有些小孩退学不学习，去写小说，得到出版商的炒作以后，他们居然成功了。更加证明了语文教育的不对和落后。事实上暗合了一些孩子的漠视语文的心理。因为整个语文水准的下降，所以他们的教养都很粗鲁。”

    韩寒的暴得大名和新概念作家比赛的取向固然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王安忆为什么要奋力支持漏洞百出、僵化陈旧的中学语文教育——这种教育能造就“有教养”的、“不粗鲁”的新一代来吗？王安忆的子女大约也正在接受中学教育，她有没有询问过子女的感受呢？有论者如是质问王安忆说：你在自由宽松的大学课堂谈经论道，却对死板狭隘的中学语文指手画脚；你的学生时代是在动乱岁月中度过的，是丰富的生命阅历让你成为优秀作家，你却对折磨学生的应试教育给予充分肯定，这不正像故意给后人指错道路的向导吗？“于己不欲，勿施于人”，自以为聪明的王安忆女士居然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文教育呢？一九七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腊诗人奥·埃利蒂斯在谈到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我表达人的生活，但我不能依照那些易于识别的因素来贬低语言的尊严。也许人们关心一些由词汇、字眼、一些由这个作家的常用意想构成的所谓个人特征，但我希望人们能够更关心这位作家的内在精神。”而在谈及自己的启蒙教育时，他这样说：“最初，我受到的一个有益的教育是：学会把现实正确的讲出来。用声音把现实说出，像麻雀说出黎明那样。我一生中感到幸福的事之一就是，我生活在荷马的故乡——它隐藏着一种极乐，一种庄严，它们完整无损地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当让孩子们体验到这样的快乐和幸福，因为文学是让人快乐和幸福的。我们应当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美，因为文学是美的载体。我们应当让孩子们产生对母语的亲近和热爱，如果语文教育达不到让年轻一代熟练使用母语的基本目的，这样的语文教育难道不是失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