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经济学成了一门“显学”。北大的许多经济学方面的教授，躲在书斋中炮制一些看上去高深莫测的学术论文，并认为它们能够打动政府和拯救民众。其实，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无所知。他们“食有鱼、出有车”，从来没有乘过地铁、从来挤过公共汽车，也从来没有到肮脏的菜市场买过菜。普通老百姓需要什么、关心什么、痛恨什么，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有一位名声显赫、频频在电视上露脸、在政协会议上发言的年轻经济学家，原本出身于西北某偏僻山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羊娃”。然而，漂洋过海、喝过洋墨水之后再回国来，俨然就成了一尊背后闪烁着金色光环的佛像。早年的苦难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现在他的学术“只对上、不对下”。他精心编织论文为腐败辩护、为“权力寻租”辩护。至于那些箱子里压着厚厚的白条的农民、那些被抛出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被凌辱和被漠视的灵魂，这位经济学家是不会去关注的。他们的学术研讨会都在五星级的大酒店里召开，这就叫“与国际接轨”。

    如今，经济学成了北大文科的“代表”，许多刚刚进入北大的高中毕业生看到热火朝天的经济学科，便以为这才是“北大精神”。考入别的系科的学生纷纷要求转入与经济学科相关的专业，以便能够迅速“成才”（也就是获得升官发财的秘诀）。

    大学里发表论文的多少成为衡量学者学术水准的惟一标准。而那些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那些被学生们奉为圣旨和经典的论文，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学术价值呢？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术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长，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于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轻于鸿毛，有等于无。大的凤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中沙。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了，但就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如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张五常的许多学术观点我并不同意，但他的这段话却“于我心有戚戚焉”。他的最后一句话肯定会得罪很多同行，说这样的话确实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气。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小孩说真话是出于天性，而对于一个“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成年人来说，要说真话却必须克服诸多利益的权衡和考量。

    同样道理的话，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教授也在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上说过。穷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张梦阳整理、搜集、编写了上千万字的、多卷本的鲁迅研究资料汇编。然而，当这项浩大的工程完成之后，他不仅没有得意洋洋，反而在大会上心情沉痛地说：“这些论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垃圾。”一语惊四座，在座的许多学者都是圈子中人，他们的脸面都相当地挂不住。

    当学术被利益和权力所左右的时候，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就彻底丧失了。拿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管理高校，显然是南辕北辙。学者丁学良尖锐地指出：“从照办苏联模式起，中国内地的大学已经同世界一流大学落了那么远的距离。现在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间都急切希望办好大学，特别是缩短中国几所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可是，由于内地大学教员的招聘和晋升的评鉴制度漏洞百出，太不严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员和大学生怨声载道；造成很多教员滥竽充数，很多教员多年来重复讲义，从来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造成很多所谓的研究论文是通过搞关系、送钱、开后门等腐败性的办法发表的（甚至剽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假文凭的泛滥，并且由于学术资历的不可靠，造成学术骗子的春风得意、四处横行。”丁学良所批评的情况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以上种种丑闻在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里也屡见不鲜。

    北大固然历史悠久，但这种悠久的历史也养成了某种难以去除的惰性。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位教授拿着一二十年以前准备好的、纸张都已经发黄的讲义来照本宣科。由于他上的那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全系的必修课，上百个学生都得苦苦坚持整整一个学期。有同学在课下发牢骚说：“听这样的课简直就是坐牢！”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境况。第二年，这位教授又用同样的方式去教授下一届的学生去了。还有一名教授，在与研究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训斥说：“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我指导你，首先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你，其次才是学者的标准。你要记住，你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二身份才是学者。如果你的论文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我绝对不让你通过！”紧箍咒一戴上，还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学问来呢？这样的教授、这样的课程在北大绝非“凤毛麟角”。许多著名教授的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远远不能与其名声成正比。看看这些年来多如牛毛的种种教材吧，其中究竟有几种版本中发现了新的材料、新的史实并提出了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来呢？就以各个大学都在争先恐后地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论，绝大多数都是互相抄袭、移花接木、机械拼贴。这些教材能够称作是“学术成果”吗？它们只能贻害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有的学者抱着“随大流”的心态进入到“学术界”之中——既然大家都是如此，我也只好随波逐流了。既然“傍官僚”和“傍大款”成为学界的风尚，我又何必固守清贫和清高呢？事实真的只能如此吗？丁学良主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讨论大学走向新生的途径，而作为单个的学者，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就只能无所作为、近墨者黑，甚至“与狼共舞”。学者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良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作为学者，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没有独立的人格，则不配称作“学者”；没有反抗世俗观念的勇气，则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谈到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他曾经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这一伦理上的原则，而不得不辞掉了大学里优厚的职位。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汤因比以拜占庭研究和近代希腊研究的成果而获得教授的职位。为了研究近代希腊人的生活，他前去近距离观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希土战争。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事实，汤因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场战争希腊方面是非正义的，土耳其方面是正义的。然而，当时包括他的祖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支持希腊，欧洲人对中世纪土耳其人的“黄祸”依然心有余悸。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国人辱骂成“奸细”，并被取消教书职位和研究基金。

    汤因比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他指出：“在战争中，除了事物的真伪之外，正义与邪恶也是个问题，当然我还有教授的身份，又亲眼证实了实情，如实发表事实自不待言，我还感到有道义上的义务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正义与邪恶的看法。”于是，汤因比发表文章说出了真相，表达了与英国官方截然不同的看法。为此，他辞去了教授的职位。这是一种可贵的“不一致”。今天中国数量多如牛毛的“教授”们，有几个敢于像汤因比这样做呢？

    学术研究要告别虚妄、告别重复、告别空疏、告别“为稻粱谋”，就得从“半空中”回到“地下”踏实的实践中、从“纸上”回到民间鲜活的生活中。并不是终身呆在象牙塔里才会做出学术成果来。美国著名教育家、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校长和美国联邦教育署长的博耶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范式，确认学术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基本方面——

    首先是探究的学术，大学应当通过科学研究来发展新的知识，拓展人类的知识领域。

    其次是整合的学术，把科学发现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促进更多的跨学科交流和对话、发挥几个不同的相邻学科的综合优势，是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急迫的需要。

    第三是传播知识的学术，从事研究和出版著作，就意味着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教给别人。为了确保学术之火不断燃烧，学术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交流，而且要与教室里的未来学者进行交流。

    第四是应用知识的学术，即便是最形而上的哲学和宗教也可以通过知识的应用而变成个人的内在的洞察力。

    博耶认为，牛顿之所以对天文学进行精确的研究，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航海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因此，牛顿不仅是一个纯理论研究者，他也是一个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法拉第寻求电与磁的联系，是因为寻找新的电力资源是他那个时代的优先工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术是否会应用，而在于学者的工作是否符合人道的目的。任何有价值的学术本身必然蕴含了学者对世界的关怀和挚爱，学术是天下的公器而非个人的玩物，正如学者汉德林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困惑不安的世界不再能够负担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奢华。学术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学术自身的名词术语，而是取决于它对世界和世界的服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怎样才能重建学术的尊严、找回学术的使命呢？这是每一个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所必然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