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好莱坞的拍摄动画片，那里面有天真烂漫的童心，也有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有插上翅膀的好奇心，也有欢快轻松的游戏心态。比如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国“原版”的古诗里，主人公花木兰是一个秉持儒家正统观念的、忠孝两全的“爱国主义”典范，少女之美仅仅是在诗歌的最后几句稍稍呈现而已；但是在美国好莱坞所改编的动画片里，花木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无忧无虑、自由奔放的现代女孩，她有着流水一样的纯真年代。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就是东西文化的差异。由此，我也想起了美国的迪斯尼乐园来。那里是孩子的天堂，各种各样的游戏让孩子们眼花缭乱、欢歌笑语。那些卡通人物都是孩子们的良师益友，成为孩子们童年生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经常会感叹说：西方人的想象力为什么会如此丰富，西方人的生活为什么会如此愉悦？经济的发达固然是一个先在的条件，但文化传统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西方人有着悠久的游戏精神，而东方人却相当匮乏游戏的心态。西方的孩子是在快乐的游戏氛围中长大的，中国的孩子却是在背诵枯燥的课本和应付繁重的作业中长大的——他们在生理上还没有长大，在心理上就已经提前进入了成年期。中国的孩子从小听的就是“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之类的富于“教育意义”的故事，父母和老师要求他们“要早点懂事”。在师长的心目中，孩子仅仅是被教育、被驯化的对象。

    在中国，孩子们同时也是严酷冷漠而陈旧不堪的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从小学时候开始，孩子们就被训练成循规蹈矩的“考试机器”。中国学生应付考试的能力确实是世界之最。连那些出托福考试题的美国教授，都对中国如此众多的、风起云涌的“满分学生”而感到不可思议。然而，正是在对考试的揣摩和应付中，中国的孩子丧失了基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对生活的爱心和好奇心。许多刚刚上小学的中国孩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学习压力太大，时刻都得面对来自于老师和父母的压力，根本就没有玩游戏的时间。最近，某知名的学前教育专家又设计出一套所谓的“新三字经”来。他开始在各个小学和幼儿园里试验，让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背诵他根据古代经典编写的白话文的“儿歌”。也许这些专家是善意的，他们要“保存国粹”。但是，我发现，孩子们背诵“新三字经”的时候大多是一脸痛苦的表情，就像在吃苦如黄连的药丸一样。

    没有游戏的童年是残缺的童年。这样的孩子在智力上可能超前，但在人格上却存在着缺陷。我想起自己那色彩斑斓的童年，那在山野和流水之间奔跑着长大的童年。我玩过各种各样的游戏，上山捉过麻雀、采过蘑菇，下水抓过螃蟹、玩过蝌蚪。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极其贫乏，但孩子的天空却自由而宽广。一个烟盒、一张糖纸、一套邮票、一个玻璃球或者一套连环画，都可能在同伴之间引起轰动效应。父母是中国家庭中少有的“民主派”，从来就不会强迫我学什么“特长”。但是，如果我提出要买书、订杂志，他们也绝对不会拒绝。我享有了对一个孩子来说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钱”，而是“自由”。今天，孩子们可以说应有尽有，从麦当劳到哈利波特，从娃哈哈到蜡笔小新，就是要天上的星星，父母也会奋不顾身地去给他们摘下来。但是，孩子们却失去了自由，他们今天学钢琴、明天学电脑，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分割了他们所有的课余时间。孩子们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而是为父母而活着。孩子们什么都在学习，偏偏丧失了游戏的机会和游戏的能力。生活优越的他们，是否比当年的我更加快乐呢？

    有了“赤子之心”，才能纵情地欢笑、嬉戏、游戏和梦想。有赤子之心，才会在游戏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体验到真理的力量。在人类的历史上，一大半的发明创造都来自于聪明人在游戏中获得的启示和灵感。哪一个科学家是在愁眉苦脸之中从事他的研究的呢？哪一个大文豪是在搜字刮句之中开始他的创作的呢？把玩苹果的牛顿和写《浮士德》的歌德，显然都是属于最具游戏心态的伟人。他们是童心不泯的孩子，也是科学巨匠与文化巨人。这两者是相通的。

    游戏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容易被扼杀的天赋。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没能培养起游戏的心态来，长大以后再想补课就难了。在我们的成人世界里，我找不到多少有些游戏心态的同胞——君不见，一场足球赛，本来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却被我们的球迷和体育官员们弄成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仿佛球赛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强大了；球赛失败了，所有的公民都将蒙受奇耻大辱。我想，如果把民族兴亡的使命系在一个小小的足球上，那么这个民族的“兴”和这个民族的“亡”岂不太容易了？球赛的结果真有这么悲壮、真有这么可怕、真有这么伟大吗？其实，这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足球吗？如果你没有正常的、健康的游戏心态，你干脆就不要玩了！

    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以来，体育的本质就是游戏。可是，在我们这里，体育却陷入了一个无法遏制的“买椟还珠”的怪圈之中。我们看重的是名次、是金牌、是荣誉。我们看重的不是比赛过程中生命力的勃发，以及在游戏和竞技的过程中个人所享受到的快乐与满足，对我们来说，“结果”永远比“过程”重要。体育成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寄托，成为实现“强国梦”的“强心剂”。我们远离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在我们的国度里，体育与教育一样，不是在解放人、给人欢乐，而成了压迫人的、制造痛苦的工具。有几个运动员能够在体育竞技中体验到游戏的快乐和心灵的满足呢？

    在湖南卫视不久前评比出来的“两千零二年度十大新锐青年”中，有一位就是在冬奥会上获得数枚金牌的运动员大杨扬。听到她在电视上谈论比赛时候的情形和心态，我不禁感慨万分。她说，第一次失误之后，心理压力很大，感到所有同胞都在注视着自己。而袁伟民告诉她说，她心里“有鬼”，要她一定要“放下包袱”。于是，她经历了心灵的挣扎，终于战胜了自己，赢得了比赛，获得了金牌，实现了“几代中国运动员的梦想”。听到这里，我真的是可怜这样的运动员——他们哪里是在体验到竞技的快乐呢？哪里有生命的“高峰体验”呢？十二亿同胞的重量都压在他们的心坎上，究竟有多重呢？我不知道。当然，我不是在指责我们的运动员，我们的运动员不过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的牺牲品而已。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归根结底，比赛还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当然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比赛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什么非得与别人的梦想拉扯上关系呢？如果在比赛中不能充分享受游戏的快乐、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天赋，如果比赛成了“为祖国和人民争光”的包袱和重压，那么比赛岂不成了一种痛苦而残忍的折磨？在中国足球队世界杯出线之后，北京的地铁站里居然出现一则这样的一则广告招贴——“是十一个人的出线？不，是十二亿人的出线！”我不禁摇头，这是哪跟哪啊？我是否可以要求，至少应当把我排除在外，我本人对中国足球出线不出线根本没有任何的兴趣。既然没有征求我个人的意见，凭什么把我算在内？那么，这则广告最好更正为“是十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的出线——余杰除外”。我有我自己的游戏。

    我们的孩子不会游戏，我们的大人也不会游戏。我们的国粹是打麻将，打麻将是游戏吗？它显然不是游戏，它是勾心斗角、合纵连横，它是我们糟糕的现实生活的缩影。没有游戏精神，也就没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没有游戏精神，也就没有审美的愉悦。如此看来，我们真该好好学习怎样做游戏了。